续写中文圣经翻译史
著：马修·沃根 (Matthew A. Vogan)，三一圣经公会，英国
译：三一圣经公会、普忠德（朝圣者圣约教会，新加坡）
许多人相信，圣经在以赛亚书49:12中明确提到了中国：“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秦’原文作‘希尼’，Sinim）来。” “秦”是中国的另一个称呼，我们至今仍然使用“Sino-”（中/汉/华-）来指代中国的事物（例如，汉学，Sinology，即为中国研究）。因此，在一章预言基督及其王国的情况下提及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它表明了这个民族向基督的重大转变。当我们考虑到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是中国人时，这是一个真正令人振奋的认识。
从19 世纪到《和合本》出版的中国圣经翻译史
在中国的新教圣经翻译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两百年前。1822年，约书亚·马士曼（Joshua Marshman）和约翰·拉撒（Johannes Lassar）从希伯来和希腊原文出版了圣经的部分内容。次年，英国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和威廉·米怜（William Milne）完成了从希伯来文翻译的旧约。他们将这部分与马礼逊十年前从希腊文翻译的新约一起出版。这个翻译工作是在中国助手的帮助下完成的，采用了古典文言文。
19世纪期间，其他翻译家在各种中国方言以及通用语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工作。1874年的《北京官话译本》（即京委本）是普通话圣经全书的第一次翻译。在这个版本中，新约是由五位传教士在中国助手的帮助下从希腊原文翻译的。旧约是由归信基督教、精通希伯来原文的立陶宛犹太人撒母耳·施约瑟（Samuel Schereschewsky）完成的。北京官话译本出版时，普通话主要是北方官员使用的方言。如今，普通话是中国方言中最大的一种，约有近十亿母语使用者。
在随后几十年中，随着广泛使用，普通话不断发生着重大变化。这意味着需要在北京官话译本的基础上开展一个新的项目。这个新的努力也大量借鉴了1881年英文修订版，其新约基于希腊文鉴定文本。我们将会看到，鉴定文本是从被藏匿了大约1500年的手稿中重建的，并用于取代公认文本——自宗教改革以来直到19世纪末几乎所有白话文翻译的基础新约文本。
虽然中文翻译家们了解希腊文并讨论原文，但据说他们通常主要是从英文修订版进行翻译，同时致力于使用其中的基础文本。这导致了1919年出版的中国新教徒中最著名和最常用的圣经版本——《官话和合本》。和合本在背诵和礼拜中被证明非常受欢迎，成为了标准。
今天的历史延续
英国传教士H·B·拉滕伯里在官话和合本出版之际指出，这可能是“最后和最伟大的圣经翻译，工作的负担最终落在外国人身上。然而，最终的中文版本会有很大不同，特别是在新约部分”。他接着承认了非本土人翻译的局限性，并预言道：“最终的中文版本不会出现，直到我们有了精通原文、同时也精通普通话的中国学者，将圣经翻译成自己的母语”。
可以理解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汉语已经发生了变化。许多人同意，和合本的一些语言需要修改，以便让今天的中国读者更清晰地理解。基于下文的原因，有必要以公认文本为基础、具有神学准确性的一个译本，以帮助神学家和教会会众。然而，我们认识到和合本在中国基督徒心中的特殊地位，因为这是他们在迫害、成长和祝福时期使用的圣经。我们希望新的翻译能够尊重中国教会已确立的圣经术语，为圣经研究和注释提供更坚实的基础，并因其对原文的接近程度而受到赞赏。
一个值得注意的翻译改进例子是在创世记3:4中，和合本译为：“你们不一定死”，而英文钦定本（即詹姆斯王译本）译为：“你们一定不会死”。在创世记3:6中，和合本省略了“与她同在”这词。在罗马书8:3中，钦定本读作：“因律法藉着肉体而软弱”，而和合本读作：“因肉体软弱”。在提摩太前书3:11和罗马书16:1中，“妻子”和“仆人”在和合本中被翻译为“女执事”，基于这种翻译，几乎所有的中国教会都有女执事。
现在，在和合本出版一个世纪之后，有一支具有圣经原文丰富能力的中国本土译者团队正在进行一项全新、忠实的中文圣经译本。这项目由英国三一圣经公会（Trinitarian Bible Society, TBS）与其姊妹协会荷兰改革宗圣经公会（Gereformeerde Bijbelstichting, GBS）合作监督。
三一圣经公会的中文圣经项目致力于直接从圣经原文进行准确的翻译。在忠于原文的同时，由于采用的是现代汉语，因此阅读和理解起来会更加容易。它使用了在汉语中的公认教会和神学术语，并力求在使用神学语言时尽可能准确。团队非常注意广泛使用和深受喜爱的和合本，并力求与之保持一定的一致和连续性，只要这与基本的希伯来和希腊原文的准确性相一致。
我们相信翻译必须“尽可能直译，必要时意译”。也就是说，只有在必要时，并符合接受语言的句子结构时才意译。圣经的每个字、每个部分都是上帝完全所默示的，而不仅仅是在其主要教义中。翻译人员必须尊重这一点，以便原文的每个字都得到考虑，并尽量减少解释。正如威廉·O·艾因维特所指出的，翻译“所关注的不仅仅是上帝在原文中说了什么，而且关注上帝是怎么说的”。
因此，三一圣经公会团队努力尽可能地使翻译与希腊原文的字词和语法结构保持一致。如果有某些翻译可能比较陌生，这是因为反映了原文。这有时会对翻译原文中的习语、成语、修辞和难解的词汇方面带来挑战，但重要的是要以敬畏的心认真谨慎地翻译它们。
将圣经语言翻译成中文的确存在挑战，包括对复数形式的不同处理方法、定冠词的缺乏以及不同的句法词序。汉语中也没有分词、介词或清晰的连接词。这就意味着，在没有直接对等词的情况下，绝对直译并不总是可能的。另一方面，目的不是寻求最优美的语言，而是寻求对圣经文本的最准确的翻译。表达能力和优雅固然重要，但在追求准确性和可读性的目标时，忠实是第一要务。
延续历史文本的今天
中国翻译团队有幸回顾了圣经翻译的历史，并对现有的中文版圣经进行了仔细分析。他们将其与原文进行了比较，并评估了所采用的翻译方法。这次审查的一个关键方面是评估所使用的希腊和希伯来原文文本。所有的现代中文圣经译本或多或少都是从现代鉴定文本翻译出来的。本会的译本是近年来首次从希伯来文《玛索拉文本》和希腊文《公认文本》翻译出来的。这是新教译本中使用的历史性文本，例如，荷兰文的《国家译本》（Statenvertaling）、英文的《钦定本》，以及两百年前罗伯特·马礼逊的译本《神天圣书》。尽管在中国或西方并不总是被广泛理解，这个问题还是非常重要。
2017年，本会出版了马尔科姆·沃兹（Malcolm Watts）所著的文章《主赐恩言》的中文翻译，解释了上帝如何保守他的话语。神圣的默示要求神圣的保守。至高者原本并不仅仅赐下圣经，然后让其因时间和人类的脆弱或恶意的摧残而遭到无可挽回的破坏。圣经承诺，上帝的话语将因上帝特别看顾和护理而在历代得以保存。正如改革宗神学家弗朗西斯·特瑞金（Francis Turretin）所问：“如果上帝旨意将如此宝贵的宝藏显示给他的教会，然后将其撤回，使圣经仅以撕裂和受伤的状态存在，那么上帝的智慧、良善和能力将会如何？”
然而，圣经既陈述又承诺，上帝的话语将在每一代教会中都得到使用（申命记29:29、30:11–14；以赛亚书34:16、59:21；马太福音4:4、5:18–19；彼得后书3:2；犹大书1:17）。上帝在旧约和新约中吩咐，他的话语要被仔细地保管、抄写和传承。上帝将他的话语赐给了教会，作为她在每一代都有幸守护的宝藏。正如我们在以赛亚书59:21中所读到：“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必不离你的口，也不离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说的。” 这讲述了教会持续拥有圣言。希伯来文玛索拉旧约和希腊文公认新约的历史性圣经文本，是被历世历代所有教会的普遍共识所见证的。
现代经文鉴定学的主张是，在过去180年中发现的手稿——这些手稿在之前的1500年未被使用或无法获得——比历代保持纯正的标准文本更真实可信。然而，上帝为了人类的救恩、教会的造就和安慰，历代将圣经保守了下来，而且不是将其秘密埋藏，而是在他的教会中公开使用。
在这里，我们有一个需要掌握的关键点：是选择藉着上帝的特别看顾和护理，历代在教会中得以保守的文本，还是选择永远临时、不断变化、从未确立的文本。后者始终是临时的，因为新的手稿不断被发现，新的方法不断被开发。学者们对哪种经文更可取，甚至是否有可能通过这种方法重建最早的文本，一直存在分歧。实际上，鉴定文本并不是一个可能有93%或97%定论的文本。每一节经文都是受质疑的，因为可能会有新的手稿或方法来完全改变一切。这涉及到成千上万的字，在标准鉴定希腊文本中被删除的字数足以相当于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的篇幅。马可福音16:8-20和约翰福音7:53-8:11等整段经文的真实性也受到了质疑。如果上帝没有为我们完美地保守每一个字，那么我们今天就没有完整、权威性的道。然而，我们完全可以相信，我们的宗教改革和清教徒先辈们掌握着忠实保守的圣经文本。
这就是为什么从公认文本而非现代鉴定文本中进行忠实准确的中文译本如此重要。在此过程中，它延续了历史上新教译者的步伐，尤其是罗伯特·马礼逊。在主的恩典中，2023年是第一本中文圣经问世200周年，三一圣经公会也出版了新约译本。请为三一圣经公会的中文圣经翻译人员和其他参与此项目的人员祷告，愿他们出版的译本能为上帝带来极大的荣耀，并成为华人教会的伟大祝福。
1. 摘自：《三一圣经公会季刊》，第 643 期，2023 年 4 月至 6 月(https://www.tbsbibles.org/resource/collection/01C074CC-748F-4C67-86AC-A9926A25241A/QR643_-_April-June_2023.pdf)
2. 尤思德·奥利弗·泽切斯在《中国的圣经：和合本的历史》中的引述（德国圣奥古斯丁：德国华裔学志研究中心，1999 年），第 335 页。
3. 威廉·O·艾因维特，《英语圣经翻译：按什么标准》（美国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礼拜堂图书馆，2010年），第 13 页。
4. 弗朗西斯·特瑞金所著《辩道学要义》，乔治·穆斯格雷夫·吉格尔翻译，詹姆斯·T·丹尼森编辑，2 卷，1992年，1.96
续写中文圣经翻译史
著：马修·沃根 (Matthew A. Vogan)，三一圣经公会，英国
译：三一圣经公会、普忠德（朝圣者圣约教会，新加坡）
许多人相信，圣经在以赛亚书49:12中明确提到了中国：“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秦’原文作‘希尼’，Sinim）来。” “秦”是中国的另一个称呼，我们至今仍然使用“Sino–”（中/汉/华-）来指代中国的事物（例如，汉学，Sinology，即为中国研究）。因此，在一章预言基督及其王国的情况下提及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它表明了这个民族向基督的重大转变。当我们考虑到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是中国人时，这是一个真正令人振奋的认识。
从19 世纪到《和合本》出版的中国圣经翻译史
在中国的新教圣经翻译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两百年前。1822年，约书亚·马士曼（Joshua Marshman）和约翰·拉撒（Johannes Lassar）从希伯来和希腊原文出版了圣经的部分内容。次年，英国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和威廉·米怜（William Milne）完成了从希伯来文翻译的旧约。他们将这部分与马礼逊十年前从希腊文翻译的新约一起出版。这个翻译工作是在中国助手的帮助下完成的，采用了古典文言文。
19世纪期间，其他翻译家在各种中国方言以及通用语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工作。1874年的《北京官话译本》（即京委本）是普通话圣经全书的第一次翻译。在这个版本中，新约是由五位传教士在中国助手的帮助下从希腊原文翻译的。旧约是由归信基督教、精通希伯来原文的立陶宛犹太人撒母耳·施约瑟（Samuel Schereschewsky）完成的。北京官话译本出版时，普通话主要是北方官员使用的方言。如今，普通话是中国方言中最大的一种，约有近十亿母语使用者。
在随后几十年中，随着广泛使用，普通话不断发生着重大变化。这意味着需要在北京官话译本的基础上开展一个新的项目。这个新的努力也大量借鉴了1881年英文修订版，其新约基于希腊文鉴定文本。我们将会看到，鉴定文本是从被藏匿了大约1500年的手稿中重建的，并用于取代公认文本——自宗教改革以来直到19世纪末几乎所有白话文翻译的基础新约文本。
虽然中文翻译家们了解希腊文并讨论原文，但据说他们通常主要是从英文修订版进行翻译，同时致力于使用其中的基础文本。这导致了1919年出版的中国新教徒中最著名和最常用的圣经版本——《官话和合本》。和合本在背诵和礼拜中被证明非常受欢迎，成为了标准。
今天的历史延续
英国传教士H·B·拉滕伯里在官话和合本出版之际指出，这可能是“最后和最伟大的圣经翻译，工作的负担最终落在外国人身上。然而，最终的中文版本会有很大不同，特别是在新约部分”。他接着承认了非本土人翻译的局限性，并预言道：“最终的中文版本不会出现，直到我们有了精通原文、同时也精通普通话的中国学者，将圣经翻译成自己的母语”。
可以理解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汉语已经发生了变化。许多人同意，和合本的一些语言需要修改，以便让今天的中国读者更清晰地理解。基于下文的原因，有必要以公认文本为基础、具有神学准确性的一个译本，以帮助神学家和教会会众。然而，我们认识到和合本在中国基督徒心中的特殊地位，因为这是他们在迫害、成长和祝福时期使用的圣经。我们希望新的翻译能够尊重中国教会已确立的圣经术语，为圣经研究和注释提供更坚实的基础，并因其对原文的接近程度而受到赞赏。
一个值得注意的翻译改进例子是在创世记3:4中，和合本译为：“你们不一定死”，而英文钦定本（即詹姆斯王译本）译为：“你们一定不会死”。在创世记3:6中，和合本省略了“与她同在”这词。在罗马书8:3中，钦定本读作：“因律法藉着肉体而软弱”，而和合本读作：“因肉体软弱”。在提摩太前书3:11和罗马书16:1中，“妻子”和“仆人”在和合本中被翻译为“女执事”，基于这种翻译，几乎所有的中国教会都有女执事。
现在，在和合本出版一个世纪之后，有一支具有圣经原文丰富能力的中国本土译者团队正在进行一项全新、忠实的中文圣经译本。这项目由英国三一圣经公会（Trinitarian Bible Society, TBS）与其姊妹协会荷兰改革宗圣经公会（Gereformeerde Bijbelstichting, GBS）合作监督。
三一圣经公会的中文圣经项目致力于直接从圣经原文进行准确的翻译。在忠于原文的同时，由于采用的是现代汉语，因此阅读和理解起来会更加容易。它使用了在汉语中的公认教会和神学术语，并力求在使用神学语言时尽可能准确。团队非常注意广泛使用和深受喜爱的和合本，并力求与之保持一定的一致和连续性，只要这与基本的希伯来和希腊原文的准确性相一致。
我们相信翻译必须“尽可能直译，必要时意译”。也就是说，只有在必要时，并符合接受语言的句子结构时才意译。圣经的每个字、每个部分都是上帝完全所默示的，而不仅仅是在其主要教义中。翻译人员必须尊重这一点，以便原文的每个字都得到考虑，并尽量减少解释。正如威廉·O·艾因维特所指出的，翻译“所关注的不仅仅是上帝在原文中说了什么，而且关注上帝是怎么说的”。
因此，三一圣经公会团队努力尽可能地使翻译与希腊原文的字词和语法结构保持一致。如果有某些翻译可能比较陌生，这是因为反映了原文。这有时会对翻译原文中的习语、成语、修辞和难解的词汇方面带来挑战，但重要的是要以敬畏的心认真谨慎地翻译它们。
将圣经语言翻译成中文的确存在挑战，包括对复数形式的不同处理方法、定冠词的缺乏以及不同的句法词序。汉语中也没有分词、介词或清晰的连接词。这就意味着，在没有直接对等词的情况下，绝对直译并不总是可能的。另一方面，目的不是寻求最优美的语言，而是寻求对圣经文本的最准确的翻译。表达能力和优雅固然重要，但在追求准确性和可读性的目标时，忠实是第一要务。
延续历史文本的今天
中国翻译团队有幸回顾了圣经翻译的历史，并对现有的中文版圣经进行了仔细分析。他们将其与原文进行了比较，并评估了所采用的翻译方法。这次审查的一个关键方面是评估所使用的希腊和希伯来原文文本。所有的现代中文圣经译本或多或少都是从现代鉴定文本翻译出来的。本会的译本是近年来首次从希伯来文《玛索拉文本》和希腊文《公认文本》翻译出来的。这是新教译本中使用的历史性文本，例如，荷兰文的《国家译本》（Statenvertaling）、英文的《钦定本》，以及两百年前罗伯特·马礼逊的译本《神天圣书》。尽管在中国或西方并不总是被广泛理解，这个问题还是非常重要。
2017年，本会出版了马尔科姆·沃兹（Malcolm Watts）所著的文章《主赐恩言》的中文翻译，解释了上帝如何保守他的话语。神圣的默示要求神圣的保守。至高者原本并不仅仅赐下圣经，然后让其因时间和人类的脆弱或恶意的摧残而遭到无可挽回的破坏。圣经承诺，上帝的话语将因上帝特别看顾和护理而在历代得以保存。正如改革宗神学家弗朗西斯·特瑞金（Francis Turretin）所问：“如果上帝旨意将如此宝贵的宝藏显示给他的教会，然后将其撤回，使圣经仅以撕裂和受伤的状态存在，那么上帝的智慧、良善和能力将会如何？”。
然而，圣经既陈述又承诺，上帝的话语将在每一代教会中都得到使用（申命记29:29、30:11–14；以赛亚书34:16、59:21；马太福音4:4、5:18–19；彼得后书3:2；犹大书1:17）。上帝在旧约和新约中吩咐，他的话语要被仔细地保管、抄写和传承。上帝将他的话语赐给了教会，作为她在每一代都有幸守护的宝藏。正如我们在以赛亚书59:21中所读到：“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必不离你的口，也不离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说的。” 这讲述了教会持续拥有圣言。希伯来文玛索拉旧约和希腊文公认新约的历史性圣经文本，是被历世历代所有教会的普遍共识所见证的。
现代经文鉴定学的主张是，在过去180年中发现的手稿——这些手稿在之前的1500年未被使用或无法获得——比历代保持纯正的标准文本更真实可信。然而，上帝为了人类的救恩、教会的造就和安慰，历代将圣经保守了下来，而且不是将其秘密埋藏，而是在他的教会中公开使用。
在这里，我们有一个需要掌握的关键点：是选择藉着上帝的特别看顾和护理，历代在教会中得以保守的文本，还是选择永远临时、不断变化、从未确立的文本。后者始终是临时的，因为新的手稿不断被发现，新的方法不断被开发。学者们对哪种经文更可取，甚至是否有可能通过这种方法重建最早的文本，一直存在分歧。实际上，鉴定文本并不是一个可能有93%或97%定论的文本。每一节经文都是受质疑的，因为可能会有新的手稿或方法来完全改变一切。这涉及到成千上万的字，在标准鉴定希腊文本中被删除的字数足以相当于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的篇幅。马可福音16:8-20和约翰福音7:53-8:11等整段经文的真实性也受到了质疑。如果上帝没有为我们完美地保守每一个字，那么我们今天就没有完整、权威性的道。然而，我们完全可以相信，我们的宗教改革和清教徒先辈们掌握着忠实保守的圣经文本。
这就是为什么从公认文本而非现代鉴定文本中进行忠实准确的中文译本如此重要。在此过程中，它延续了历史上新教译者的步伐，尤其是罗伯特·马礼逊。在主的恩典中，2023年是第一本中文圣经问世200周年，三一圣经公会也出版了新约译本。请为三一圣经公会的中文圣经翻译人员和其他参与此项目的人员祷告，愿他们出版的译本能为上帝带来极大的荣耀，并成为华人教会的伟大祝福。
1. 摘自：《三一圣经公会季刊》，第 643 期，2023 年 4 月至 6 月(https://www.tbsbibles.org/resource/collection/01C074CC-748F-4C67-86AC-A9926A25241A/QR643_-_April-June_2023.pdf)
2. 尤思德·奥利弗·泽切斯在《中国的圣经：和合本的历史》中的引述（德国圣奥古斯丁：德国华裔学志研究中心，1999 年），第 335 页。
3. 威廉·O·艾因维特，《英语圣经翻译：按什么标准》（美国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礼拜堂图书馆，2010年），第 13 页。
4. 弗朗西斯·特瑞金所著《辩道学要义》，乔治·穆斯格雷夫·吉格尔翻译，詹姆斯·T·丹尼森编辑，2 卷，1992年，1.96
续写中文圣经翻译史
著：马修·沃根 (Matthew A. Vogan)，三一圣经公会，英国
译：三一圣经公会、普忠德（朝圣者圣约教会，新加坡）
许多人相信，圣经在以赛亚书49:12中明确提到了中国：“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秦’原文作‘希尼’，Sinim）来。” “秦”是中国的另一个称呼，我们至今仍然使用“Sino–”（中/汉/华-）来指代中国的事物（例如，汉学，Sinology，即为中国研究）。因此，在一章预言基督及其王国的情况下提及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它表明了这个民族向基督的重大转变。当我们考虑到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是中国人时，这是一个真正令人振奋的认识。
从19 世纪到《和合本》出版的中国圣经翻译史
在中国的新教圣经翻译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两百年前。1822年，约书亚·马士曼（Joshua Marshman）和约翰·拉撒（Johannes Lassar）从希伯来和希腊原文出版了圣经的部分内容。次年，英国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和威廉·米怜（William Milne）完成了从希伯来文翻译的旧约。他们将这部分与马礼逊十年前从希腊文翻译的新约一起出版。这个翻译工作是在中国助手的帮助下完成的，采用了古典文言文。
19世纪期间，其他翻译家在各种中国方言以及通用语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工作。1874年的《北京官话译本》（即京委本）是普通话圣经全书的第一次翻译。在这个版本中，新约是由五位传教士在中国助手的帮助下从希腊原文翻译的。旧约是由归信基督教、精通希伯来原文的立陶宛犹太人撒母耳·施约瑟（Samuel Schereschewsky）完成的。北京官话译本出版时，普通话主要是北方官员使用的方言。如今，普通话是中国方言中最大的一种，约有近十亿母语使用者。
在随后几十年中，随着广泛使用，普通话不断发生着重大变化。这意味着需要在北京官话译本的基础上开展一个新的项目。这个新的努力也大量借鉴了1881年英文修订版，其新约基于希腊文鉴定文本。我们将会看到，鉴定文本是从被藏匿了大约1500年的手稿中重建的，并用于取代公认文本——自宗教改革以来直到19世纪末几乎所有白话文翻译的基础新约文本。
虽然中文翻译家们了解希腊文并讨论原文，但据说他们通常主要是从英文修订版进行翻译，同时致力于使用其中的基础文本。这导致了1919年出版的中国新教徒中最著名和最常用的圣经版本——《官话和合本》。和合本在背诵和礼拜中被证明非常受欢迎，成为了标准。
今天的历史延续
英国传教士H·B·拉滕伯里在官话和合本出版之际指出，这可能是“最后和最伟大的圣经翻译，工作的负担最终落在外国人身上。然而，最终的中文版本会有很大不同，特别是在新约部分”。他接着承认了非本土人翻译的局限性，并预言道：“最终的中文版本不会出现，直到我们有了精通原文、同时也精通普通话的中国学者，将圣经翻译成自己的母语”。
可以理解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汉语已经发生了变化。许多人同意，和合本的一些语言需要修改，以便让今天的中国读者更清晰地理解。基于下文的原因，有必要以公认文本为基础、具有神学准确性的一个译本，以帮助神学家和教会会众。然而，我们认识到和合本在中国基督徒心中的特殊地位，因为这是他们在迫害、成长和祝福时期使用的圣经。我们希望新的翻译能够尊重中国教会已确立的圣经术语，为圣经研究和注释提供更坚实的基础，并因其对原文的接近程度而受到赞赏。
一个值得注意的翻译改进例子是在创世记3:4中，和合本译为：“你们不一定死”，而英文钦定本（即詹姆斯王译本）译为：“你们一定不会死”。在创世记3:6中，和合本省略了“与她同在”这词。在罗马书8:3中，钦定本读作：“因律法藉着肉体而软弱”，而和合本读作：“因肉体软弱”。在提摩太前书3:11和罗马书16:1中，“妻子”和“仆人”在和合本中被翻译为“女执事”，基于这种翻译，几乎所有的中国教会都有女执事。
现在，在和合本出版一个世纪之后，有一支具有圣经原文丰富能力的中国本土译者团队正在进行一项全新、忠实的中文圣经译本。这项目由英国三一圣经公会（Trinitarian Bible Society, TBS）与其姊妹协会荷兰改革宗圣经公会（Gereformeerde Bijbelstichting, GBS）合作监督。
三一圣经公会的中文圣经项目致力于直接从圣经原文进行准确的翻译。在忠于原文的同时，由于采用的是现代汉语，因此阅读和理解起来会更加容易。它使用了在汉语中的公认教会和神学术语，并力求在使用神学语言时尽可能准确。团队非常注意广泛使用和深受喜爱的和合本，并力求与之保持一定的一致和连续性，只要这与基本的希伯来和希腊原文的准确性相一致。
我们相信翻译必须“尽可能直译，必要时意译”。也就是说，只有在必要时，并符合接受语言的句子结构时才意译。圣经的每个字、每个部分都是上帝完全所默示的，而不仅仅是在其主要教义中。翻译人员必须尊重这一点，以便原文的每个字都得到考虑，并尽量减少解释。正如威廉·O·艾因维特所指出的，翻译“所关注的不仅仅是上帝在原文中说了什么，而且关注上帝是怎么说的”。
因此，三一圣经公会团队努力尽可能地使翻译与希腊原文的字词和语法结构保持一致。如果有某些翻译可能比较陌生，这是因为反映了原文。这有时会对翻译原文中的习语、成语、修辞和难解的词汇方面带来挑战，但重要的是要以敬畏的心认真谨慎地翻译它们。
将圣经语言翻译成中文的确存在挑战，包括对复数形式的不同处理方法、定冠词的缺乏以及不同的句法词序。汉语中也没有分词、介词或清晰的连接词。这就意味着，在没有直接对等词的情况下，绝对直译并不总是可能的。另一方面，目的不是寻求最优美的语言，而是寻求对圣经文本的最准确的翻译。表达能力和优雅固然重要，但在追求准确性和可读性的目标时，忠实是第一要务。
延续历史文本的今天
中国翻译团队有幸回顾了圣经翻译的历史，并对现有的中文版圣经进行了仔细分析。他们将其与原文进行了比较，并评估了所采用的翻译方法。这次审查的一个关键方面是评估所使用的希腊和希伯来原文文本。所有的现代中文圣经译本或多或少都是从现代鉴定文本翻译出来的。本会的译本是近年来首次从希伯来文《玛索拉文本》和希腊文《公认文本》翻译出来的。这是新教译本中使用的历史性文本，例如，荷兰文的《国家译本》（Statenvertaling）、英文的《钦定本》，以及两百年前罗伯特·马礼逊的译本《神天圣书》。尽管在中国或西方并不总是被广泛理解，这个问题还是非常重要。
2017年，本会出版了马尔科姆·沃兹（Malcolm Watts）所著的文章《主赐恩言》的中文翻译，解释了上帝如何保守他的话语。神圣的默示要求神圣的保守。至高者原本并不仅仅赐下圣经，然后让其因时间和人类的脆弱或恶意的摧残而遭到无可挽回的破坏。圣经承诺，上帝的话语将因上帝特别看顾和护理而在历代得以保存。正如改革宗神学家弗朗西斯·特瑞金（Francis Turretin）所问：“如果上帝旨意将如此宝贵的宝藏显示给他的教会，然后将其撤回，使圣经仅以撕裂和受伤的状态存在，那么上帝的智慧、良善和能力将会如何？”。
然而，圣经既陈述又承诺，上帝的话语将在每一代教会中都得到使用（申命记29:29、30:11–14；以赛亚书34:16、59:21；马太福音4:4、5:18–19；彼得后书3:2；犹大书1:17）。上帝在旧约和新约中吩咐，他的话语要被仔细地保管、抄写和传承。上帝将他的话语赐给了教会，作为她在每一代都有幸守护的宝藏。正如我们在以赛亚书59:21中所读到：“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必不离你的口，也不离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说的。” 这讲述了教会持续拥有圣言。希伯来文玛索拉旧约和希腊文公认新约的历史性圣经文本，是被历世历代所有教会的普遍共识所见证的。
现代经文鉴定学的主张是，在过去180年中发现的手稿——这些手稿在之前的1500年未被使用或无法获得——比历代保持纯正的标准文本更真实可信。然而，上帝为了人类的救恩、教会的造就和安慰，历代将圣经保守了下来，而且不是将其秘密埋藏，而是在他的教会中公开使用。
在这里，我们有一个需要掌握的关键点：是选择藉着上帝的特别看顾和护理，历代在教会中得以保守的文本，还是选择永远临时、不断变化、从未确立的文本。后者始终是临时的，因为新的手稿不断被发现，新的方法不断被开发。学者们对哪种经文更可取，甚至是否有可能通过这种方法重建最早的文本，一直存在分歧。实际上，鉴定文本并不是一个可能有93%或97%定论的文本。每一节经文都是受质疑的，因为可能会有新的手稿或方法来完全改变一切。这涉及到成千上万的字，在标准鉴定希腊文本中被删除的字数足以相当于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的篇幅。马可福音16:8-20和约翰福音7:53-8:11等整段经文的真实性也受到了质疑。如果上帝没有为我们完美地保守每一个字，那么我们今天就没有完整、权威性的道。然而，我们完全可以相信，我们的宗教改革和清教徒先辈们掌握着忠实保守的圣经文本。
这就是为什么从公认文本而非现代鉴定文本中进行忠实准确的中文译本如此重要。在此过程中，它延续了历史上新教译者的步伐，尤其是罗伯特·马礼逊。在主的恩典中，今年是第一本中文圣经问世200周年，三一圣经公会也出版了新约译本。请为三一圣经公会的中文圣经翻译人员和其他参与此项目的人员祷告，愿他们出版的译本能为上帝带来极大的荣耀，并成为华人教会的伟大祝福。
1. 摘自：《三一圣经公会季刊》，第 643 期，2023 年 4 月至 6 月(https://www.tbsbibles.org/resource/collection/01C074CC-748F-4C67-86AC-A9926A25241A/QR643_-_April-June_2023.pdf)
2. 尤思德·奥利弗·泽切斯在《中国的圣经：和合本的历史》中的引述（德国圣奥古斯丁：德国华裔学志研究中心，1999 年），第 335 页。
3. 威廉·O·艾因维特，《英语圣经翻译：按什么标准》（美国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礼拜堂图书馆，2010年），第 13 页。
4. 弗朗西斯·特瑞金所著《辩道学要义》，乔治·穆斯格雷夫·吉格尔翻译，詹姆斯·T·丹尼森编辑，2 卷，1992年，1.96
续写中文圣经翻译史
著：马修·沃根 (Matthew A. Vogan)，三一圣经公会，英国
译：三一圣经公会、普忠德（朝圣者圣约教会，新加坡）
许多人相信，圣经在以赛亚书49:12中明确提到了中国：“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秦’原文作‘希尼’，Sinim）来。” “秦”是中国的另一个称呼，我们至今仍然使用“Sino–”（中/汉/华-）来指代中国的事物（例如，汉学，Sinology，即为中国研究）。因此，在一章预言基督及其王国的情况下提及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它表明了这个民族向基督的重大转变。当我们考虑到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是中国人时，这是一个真正令人振奋的认识。
从19 世纪到《和合本》出版的中国圣经翻译史
在中国的新教圣经翻译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两百年前。1822年，约书亚·马士曼（Joshua Marshman）和约翰·拉撒（Johannes Lassar）从希伯来和希腊原文出版了圣经的部分内容。次年，英国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和威廉·米怜（William Milne）完成了从希伯来文翻译的旧约。他们将这部分与马礼逊十年前从希腊文翻译的新约一起出版。这个翻译工作是在中国助手的帮助下完成的，采用了古典文言文。
19世纪期间，其他翻译家在各种中国方言以及通用语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工作。1874年的《北京官话译本》（即京委本）是普通话圣经全书的第一次翻译。在这个版本中，新约是由五位传教士在中国助手的帮助下从希腊原文翻译的。旧约是由归信基督教、精通希伯来原文的立陶宛犹太人撒母耳·施约瑟（Samuel Schereschewsky）完成的。北京官话译本出版时，普通话主要是北方官员使用的方言。如今，普通话是中国方言中最大的一种，约有近十亿母语使用者。
在随后几十年中，随着广泛使用，普通话不断发生着重大变化。这意味着需要在北京官话译本的基础上开展一个新的项目。这个新的努力也大量借鉴了1881年英文修订版，其新约基于希腊文鉴定文本。我们将会看到，鉴定文本是从被藏匿了大约1500年的手稿中重建的，并用于取代公认文本——自宗教改革以来直到19世纪末几乎所有白话文翻译的基础新约文本。
虽然中文翻译家们了解希腊文并讨论原文，但据说他们通常主要是从英文修订版进行翻译，同时致力于使用其中的基础文本。这导致了1919年出版的中国新教徒中最著名和最常用的圣经版本——《官话和合本》。和合本在背诵和礼拜中被证明非常受欢迎，成为了标准。
今天的历史延续
英国传教士H·B·拉滕伯里在官话和合本出版之际指出，这可能是“最后和最伟大的圣经翻译，工作的负担最终落在外国人身上。然而，最终的中文版本会有很大不同，特别是在新约部分”。他接着承认了非本土人翻译的局限性，并预言道：“最终的中文版本不会出现，直到我们有了精通原文、同时也精通普通话的中国学者，将圣经翻译成自己的母语”。
可以理解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汉语已经发生了变化。许多人同意，和合本的一些语言需要修改，以便让今天的中国读者更清晰地理解。基于下文的原因，有必要以公认文本为基础、具有神学准确性的一个译本，以帮助神学家和教会会众。然而，我们认识到和合本在中国基督徒心中的特殊地位，因为这是他们在迫害、成长和祝福时期使用的圣经。我们希望新的翻译能够尊重中国教会已确立的圣经术语，为圣经研究和注释提供更坚实的基础，并因其对原文的接近程度而受到赞赏。
一个值得注意的翻译改进例子是在创世记3:4中，和合本译为：“你们不一定死”，而英文钦定本（即詹姆斯王译本）译为：“你们一定不会死”。在创世记3:6中，和合本省略了“与她同在”这词。在罗马书8:3中，钦定本读作：“因律法藉着肉体而软弱”，而和合本读作：“因肉体软弱”。在提摩太前书3:11和罗马书16:1中，“妻子”和“仆人”在和合本中被翻译为“女执事”，基于这种翻译，几乎所有的中国教会都有女执事。
现在，在和合本出版一个世纪之后，有一支具有圣经原文丰富能力的中国本土译者团队正在进行一项全新、忠实的中文圣经译本。这项目由英国三一圣经公会（Trinitarian Bible Society, TBS）与其姊妹协会荷兰改革宗圣经公会（Gereformeerde Bijbelstichting, GBS）合作监督。
三一圣经公会的中文圣经项目致力于直接从圣经原文进行准确的翻译。在忠于原文的同时，由于采用的是现代汉语，因此阅读和理解起来会更加容易。它使用了在汉语中的公认教会和神学术语，并力求在使用神学语言时尽可能准确。团队非常注意广泛使用和深受喜爱的和合本，并力求与之保持一定的一致和连续性，只要这与基本的希伯来和希腊原文的准确性相一致。
我们相信翻译必须“尽可能直译，必要时意译”。也就是说，只有在必要时，并符合接受语言的句子结构时才意译。圣经的每个字、每个部分都是上帝完全所默示的，而不仅仅是在其主要教义中。翻译人员必须尊重这一点，以便原文的每个字都得到考虑，并尽量减少解释。正如威廉·O·艾因维特所指出的，翻译“所关注的不仅仅是上帝在原文中说了什么，而且关注上帝是怎么说的”。
因此，三一圣经公会团队努力尽可能地使翻译与希腊原文的字词和语法结构保持一致。如果有某些翻译可能比较陌生，这是因为反映了原文。这有时会对翻译原文中的习语、成语、修辞和难解的词汇方面带来挑战，但重要的是要以敬畏的心认真谨慎地翻译它们。
将圣经语言翻译成中文的确存在挑战，包括对复数形式的不同处理方法、定冠词的缺乏以及不同的句法词序。汉语中也没有分词、介词或清晰的连接词。这就意味着，在没有直接对等词的情况下，绝对直译并不总是可能的。另一方面，目的不是寻求最优美的语言，而是寻求对圣经文本的最准确的翻译。表达能力和优雅固然重要，但在追求准确性和可读性的目标时，忠实是第一要务。
延续历史文本的今天
中国翻译团队有幸回顾了圣经翻译的历史，并对现有的中文版圣经进行了仔细分析。他们将其与原文进行了比较，并评估了所采用的翻译方法。这次审查的一个关键方面是评估所使用的希腊和希伯来原文文本。所有的现代中文圣经译本或多或少都是从现代鉴定文本翻译出来的。本会的译本是近年来首次从希伯来文《玛索拉文本》和希腊文《公认文本》翻译出来的。这是新教译本中使用的历史性文本，例如，荷兰文的《国家译本》（Statenvertaling）、英文的《钦定本》，以及两百年前罗伯特·马礼逊的译本《神天圣书》。尽管在中国或西方并不总是被广泛理解，这个问题还是非常重要。
2017年，本会出版了马尔科姆·沃兹（Malcolm Watts）所著的文章《主赐恩言》的中文翻译，解释了上帝如何保守他的话语。神圣的默示要求神圣的保守。至高者原本并不仅仅赐下圣经，然后让其因时间和人类的脆弱或恶意的摧残而遭到无可挽回的破坏。圣经承诺，上帝的话语将因上帝特别看顾和护理而在历代得以保存。正如改革宗神学家弗朗西斯·特瑞金（Francis Turretin）所问：“如果上帝旨意将如此宝贵的宝藏显示给他的教会，然后将其撤回，使圣经仅以撕裂和受伤的状态存在，那么上帝的智慧、良善和能力将会如何？”。
然而，圣经既陈述又承诺，上帝的话语将在每一代教会中都得到使用（申命记29:29、30:11–14；以赛亚书34:16、59:21；马太福音4:4、5:18–19；彼得后书3:2；犹大书1:17）。上帝在旧约和新约中吩咐，他的话语要被仔细地保管、抄写和传承。上帝将他的话语赐给了教会，作为她在每一代都有幸守护的宝藏。正如我们在以赛亚书59:21中所读到：“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必不离你的口，也不离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说的。” 这讲述了教会持续拥有圣言。希伯来文玛索拉旧约和希腊文公认新约的历史性圣经文本，是被历世历代所有教会的普遍共识所见证的。
现代经文鉴定学的主张是，在过去180年中发现的手稿——这些手稿在之前的1500年未被使用或无法获得——比历代保持纯正的标准文本更真实可信。然而，上帝为了人类的救恩、教会的造就和安慰，历代将圣经保守了下来，而且不是将其秘密埋藏，而是在他的教会中公开使用。
在这里，我们有一个需要掌握的关键点：是选择藉着上帝的特别看顾和护理，历代在教会中得以保守的文本，还是选择永远临时、不断变化、从未确立的文本。后者始终是临时的，因为新的手稿不断被发现，新的方法不断被开发。学者们对哪种经文更可取，甚至是否有可能通过这种方法重建最早的文本，一直存在分歧。实际上，鉴定文本并不是一个可能有93%或97%定论的文本。每一节经文都是受质疑的，因为可能会有新的手稿或方法来完全改变一切。这涉及到成千上万的字，在标准鉴定希腊文本中被删除的字数足以相当于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的篇幅。马可福音16:8-20和约翰福音7:53-8:11等整段经文的真实性也受到了质疑。如果上帝没有为我们完美地保守每一个字，那么我们今天就没有完整、权威性的道。然而，我们完全可以相信，我们的宗教改革和清教徒先辈们掌握着忠实保守的圣经文本。
这就是为什么从公认文本而非现代鉴定文本中进行忠实准确的中文译本如此重要。在此过程中，它延续了历史上新教译者的步伐，尤其是罗伯特·马礼逊。在主的恩典中，2023年是第一本中文圣经问世200周年，三一圣经公会也出版了新约译本。请为三一圣经公会的中文圣经翻译人员和其他参与此项目的人员祷告，愿他们出版的译本能为上帝带来极大的荣耀，并成为华人教会的伟大祝福。
1. 摘自：《三一圣经公会季刊》，第 643 期，2023 年 4 月至 6 月(https://www.tbsbibles.org/resource/collection/01C074CC-748F-4C67-86AC-A9926A25241A/QR643_-_April-June_2023.pdf)
2. 尤思德·奥利弗·泽切斯在《中国的圣经：和合本的历史》中的引述（德国圣奥古斯丁：德国华裔学志研究中心，1999 年），第 335 页。
3. 威廉·O·艾因维特，《英语圣经翻译：按什么标准》（美国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礼拜堂图书馆，2010年），第 13 页。
4. 弗朗西斯·特瑞金所著《辩道学要义》，乔治·穆斯格雷夫·吉格尔翻译，詹姆斯·T·丹尼森编辑，2 卷，1992年，1.96
